故事設定在美國70年代社會運動熾烈的背景，丹佐華盛頓飾演的主角羅曼是一名正直的社運律師。這位基進的理想主義者，毫不懂得人際圓滑，顯得很不社會化。挺他的老律師驟逝，羅曼必須前去個性完全不同的另一個事務所。柯林法洛飾演的該事務所主持者，世故、機會主義也勇於不擇手段，羅曼與他關係非常緊張。羅曼律師的最大心願，除要捍衛正義，他隨身的公事包裡且裝著經年收集的資料、做的研究，要提出行司法改革的訴願。
羅曼在現實中吃盡苦頭，不只新老闆和同事把他當笑話，就連以為有著較為相近價值的非營利機構的人們，也將他過份直接、尖銳的言行，看為不合時宜，無意與他站在同一條線。人際的孤立固然寂寞，但羅曼在工作上的斷然和固執，更讓他面臨失業，生計陷入困境。
此時，工作上出現了某機會，羅曼做了個決定，拿下大筆不義之財。這筆金錢遠超過捱過眼前的難關。羅曼添購漂亮的衣服鞋子、住進視野廣闊的華廈、帶女人上高級餐廳。隨生活條件大躍升，羅曼的表情變得柔和，也開始好講話了，他不再慷慨激昂滔滔大論，除了突然懂得享受生活，他也突然可以和他人擁有和諧輕鬆的關係。他不再堅持特定的辯護立場，多年的訴願計畫也擱置了。
關於《羅曼律師》的討論，多半將此看為受到誘惑、失卻初衷的表徵。論者或有同情、有理解，但終究將如此選擇、如此切換進另一個生活，指為晚節不保，是信仰的黯淡。
但我卻覺得，電影的下半場，是比上半場更憤怒的。
在無預兆、無緩衝的情況下，羅曼不但非法取得巨額金錢，且立即投入極有效、進階的揮霍。……在走投無路的窘迫下起了貪慾，或許是一念之間，但一個人的價值觀，真能在彈指之間幡然改變嗎？換句話說，如果羅曼拿了錢，解決生計之餘，把剩下的錢存起來，或用於弱勢者法律扶助與推動司法改革，或基於罪惡感地轉捐社運團體，則我同意將這個情節轉折定義為羅曼的迷惘與犯錯。
然而，劇情並非如此。是以，對我來說，該情節的跳躍，除了非關誘惑，甚至不只是幻滅與放棄，它其實是一種純然的憤怒。
羅曼所經手的委託案與當時的司法問題，事實上不真有什麼灰色地帶，就算有曖昧或兩難，比之審判結果將毀掉一個人且造成延續效應，則也立刻可排出優先次序。也就是說，羅曼是「對」的，他且知道自己是對的，也知道人們知道他才是對的；但只是，對的事，在這個世界，是那麼不重要。羅曼或者可以為此打一輩子的仗，如同其他人也在為他們相信的事（即是，有比「對的事」更重要的事）奉獻人生。但是，「對」不比「錯」優越就算了，至少該平行地各有生存空間，可為什麼到後來，做對的事，卻得承受冷眼、嘲弄、貧窮與孤單，像是受罰，像是他才是「不做對的事」的人？
如此情狀，或有所謂接受，卻永無法想通，因為這是沒有道理的。是的，世事不必然合理，但當怎麼樣都無法學會接受這種不合理，憤怒，則也是合理的。
羅曼搖身一變為西裝革履，體面又有朝氣，融入人群，而原本就有的高專業度此刻輕鬆讓他獲得眾人的友善甚至尊敬。表面上，這些都是愉快的事，但是否可能，這正是羅曼對自己的懲罰或報復呢？
如果做對的事，會淪落到那樣的不堪，究竟是哪裡出了問題呢？如果無法真的怪罪、亦無法扭轉他人與現實，會不會我才是有問題的呢？我才是有問題的對吧？那麼無法妥協地看待一件事、那麼渴望捍衛或導正什麼、明明在最邊緣且被拿走了一切力量，竟仍自以為還真有什麼可以拿出去再賭上一把、自以為有個終極的正義以及為此的情願奉獻……。這樣的我，到頭來才是錯的對吧？
這不是輸家的自嘲兼諷刺，而是一個習於反思、無法放下「道理」的人，所能找到的最後的解釋套路，即是懷疑、怪罪自己。如此一來，對與錯，就變得清晰也合理了。對這樣的人來說，對與錯，就該要這麼清晰。倘若怎樣也扳不倒彼端使確立為「錯」的一端，那麼錯的就只能、也必須是自己了。
生活的窮蹇，只是那個「錯」的順隨結果，羅曼其實早已習慣不識時務所帶來的潦倒；因此，當他終於認清了自己的「錯」，他得加碼做些什麼，以正式懲罰自己；或換個方式說，他得做些什麼，去對那個非怎樣不可、因而拖累一切的可悲的自己，進行報復。
那麼就讓自己變成一個從無法相信和理解、從來不曾是的人吧！這正是最深刻的報復。因為那讓過去的自己，徹底死亡了，讓那些曾做過的努力、懷抱過的夢想，從最本質的地方幻為泡影了。
羅曼律師拿到錢後的忙碌日子，打點行頭、上館子、租豪宅、主動和人們談笑風生、對過去的為敵人展露真誠微笑，氣氛這麼好，說服了羅曼身邊的人，也說服了多數觀眾。可這卻令我戰慄：要有多失望、多痛苦，才會這麼憤怒？
就像在艾倫索金的《決勝女王》（Molly’s Game），莫莉布魯就算失去財產與面臨牢獄之災，仍拒絕供出賭客名單；她的辯護律師將之解讀為欲保護他人的善良，然而，關於保護他人，乃至於由此而來的「善良」，在這後面、上面，還有一個更高也更源頭的層次，即是那個立下並恪守原則的自己。
原則，比起善良，以利他的角度，後者似乎更廣及世界，因而更高貴？可從另個角度來說，善良更依賴天性、是他人給的標籤，而建立並恪守原則，卻是自己的努力的危危顫顫的結果。你不會尊敬天生善良的自己，但你會尊敬對抗一切誘惑卻守著原則的自己。
對莫莉布魯或羅曼來說，放棄了原則，那個他們長久以來，堅持親自界定、釐清、校準的自己，將不再成立。
這就是我們所在的世界嗎？多數人一開始就順隨情勢了，接著的一波，人們動搖了信仰，或者相信了灰色，也就乾脆地加入水流；再接著，已然少數的人，為了在困難而狹窄的地方生存，本能地發展出活下去的暴力，在未能足夠反思的情況下，他們反諷地成為他們引以為敵的第一批人。
再接著的最後一波，那些極少數的人，以特定的性格或類似智慧的超然東西，或者搏鬥，或者就接受在小小的空間裡勉強作著自己，懷抱希望，又或者不抱希望。但在這裡頭，還有一些人，例如羅曼律師，既沒有那個性格，也沒有那種情懷，他們仍非做些什麼不可，可所做的一切，慢慢地讓他將那所導致的困境，歸因地憎惡與懷疑自己。
終於，在一個臨界點上，他得做最後一件事，不是針對那個太大的世界的任何誰，而是針對自己。他取消了他一直努力成為的最好的自己，就這樣突然變成另一個人。
電影在空盪的悲哀底封上，留給人們這樣的難題：
在彼與此個時空，你怎麼做一個理想主義者？你怎麼繼續做一個理想主義者？……又或者，為什麼你自以為，這個世界真值得或需要，一個理想主義者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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