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8年8月23日 星期四

說出我的名字,讓我真正存在過:追緝聶魯達(Neruda)


《追緝聶魯達》由智利導演帕布羅拉瑞恩(Pablo Larrain)執導,表面上講述貝爾文學得主聶魯達,以共產黨員身分在擔任國會議員時砲火猛烈地抨擊政府,右派政權的總統因而下令逮捕,年輕探員奧斯卡(蓋爾賈西亞貝納飾)受命追捕聶魯達,亦步亦趨地想伺機抓住他。

似乎因為政治情勢的微妙?聶魯達的逃亡旅程並非通常的低調藏匿,而所到之處都深受民眾歡迎;看似曲折的路線,卻持續留下線索,探員因為各種顧忌,在沒有最佳機會的情況下,不能擒拿聶魯達,可卻也從來無法跟丟,兩人就這麼一直保持著剛剛好的距離。

《追緝聶魯達》的大半部片看起來這麼尋常,平鋪直敘說著一個宣稱是歷史的情節段落。只是,看著電影,總覺得這故事少了什麼,也許是那種「再怎樣,你都剛好抓不到我!」的距離啟人疑竇;或也許是詩人到哪裡都像是嘉年華,享用不盡的饗宴、粉絲與女人(即便他還帶著拋棄妻子後換上的情人隨行),那和探員的孤單卑微、守在暗處,兩種意象的對比太工整;又也許其實是,這故事似乎降了個維度,那令得一切元素都鑲嵌完整,可就是少了立體感所能賦予的寫實氣質,偏偏它又是每個面向都相當到位的歷史題材電影。

直到一次,探員再度錯過聶魯達,慢了剛剛好一步的他,在詩人暫時居所的客廳頹然跺腳,聶魯達的情人看著他,同情、揶揄、還有像是透露一個秘密般,對探員開啟一段話,當時,探員正無可無不可地從書架取下一本書:

情人:「這一切,就像你一直在看的這本書,書裡有一個追捕者,一個逃亡者,一個配角,一個主角……
探員:「不,我不是配角。」
情人:「那你覺得他為何讓你活著?……他希望你一直追他到南方。你無法殺他。他在很早之前就寫下這些了。他在創造一部精彩的小說。他寫了你,他把你寫成一個可悲的警察。他把我寫成一個荒謬的女人,他把自己寫成一個道德敗壞的逃犯。……你以為他只思考土地和愛情嗎?他還想著赤裸的女人和追捕他的警察。他創造了你,讓你記掛著他,讓你在家中想著他的詩,讓你望向鏡中的自己。他創造了你,讓你觀察我們的幽會,讓你沈浸在音樂中,讓你帶著放空的眼神枯坐在跟監的車上。一隻夜間的小狗,一隻晨間的小鳥,他讓你在暗中監視、等待、讓你處處受困,成為一個狂熱的間諜。你聽著你永遠不會懂的事,鄙視著那些想法和詞句。遠離生活於百里之外,感受著無力、脆弱。他讓你成為一個想像中的國界的守衛,他想著正在想著他的你。所有的警察都沈浸在愛中,所有的偵探小說都有一張床。」

一段話,載滿魔幻力量,原本令人困惑的,在一瞬間變得比合理更為合理。什麼是比合理更合理?即是它非但解答了前述關於電影維度感的疑問,它且直接就是個富有層次、幾乎美麗,的概念,而概念從來被允諾能超越現實、自成一格地成立。

作為藝術家的聶魯達,如同在創作裡無數地斟酌調校字句與行段,以追求絕對、終極的美與準確,是以,當親自參與的人生旅程本質上正是一部作品,他亦要介入……,不,是主導,地確保最精確的表述,醞釀最誘惑的氣質和韻律---每個出自我手中的句段篇章,都得有無限迴盪的暈眩!

帕布羅拉瑞恩為《追緝聶魯達》布置起一個巧妙機關,我們一度誤會這是部尋常的歷史電影,如此,則電影作者就是歷史敘事的代理人。理論上我們可以追究歷史寫作本質上亦是一種虛構操作,但多半我們折衷地接受,儘管人在轉繹書寫的過程中注入主觀,但歷史並不至於被整個重寫。換句話說,我們仍將《追緝聶魯達》看為一段歷史敘述,那個時空有個迷人的政治詩人逃犯,和一個固執又孤單的探員,他們之間橫著特別的張力。

可後來揭曉,事情不是這樣看的。《追緝聶魯達》並非來自歷史轉述者所勾勒,這個故事來自其中人物的發動與操弄,電影中,聶魯達將自己和對手寫成他偏愛的樣子;我們以為通過電影所看到的歷史事實,不過是其中人物所染指的情節與角色設計。

也就是說,我們總將故事人物看為被創作者所擺布,但在《追緝聶魯達》,故事中某特定人物,擺佈了他交手的對象,和作為讀者的我們。

《追緝聶魯達》讓我想起約翰符傲思的《法國中尉的女人》,作家講著引人入勝的故事,卻在最在高潮處話鋒一轉開始與筆下的角色對話,全盤改變了情節的可能流向。我想起克里斯多夫諾蘭《頂尖對決》改編的小說《奇術師》的作者克里斯多夫裴斯特(Christopher Priest)的《幻行者》(Glamour),讀者整路耙梳兩個人物處在的命運式糾纏,最後,其中屈居下風、沈默的一方,驟然宣稱他其實是作家,對方不過是他筆下的人物,他儘管也會從自己創造的角色獲得驚喜和啟發,但終究得由他決定一切際遇的意義,因為只要新起一個轉折,該個人物的人生,就是另一回事。

我想起電視影集《雙面人魔》(Hannibal),殺人魔漢尼拔和洞察力超凡的FBI探員威爾葛蘭姆,兩個天才因為英雄惜英雄而建立起深刻友誼,但漢尼拔渴望操控一切,他要的不只是牽制住一個人,他還要扭曲這個人及其世界的關係,卻對背後的調度一無所知。也就是說,當威爾投入去解讀的他(與漢尼拔一同處在)的現實,那裡已被重塑過;威爾自以為用獨立思考、自由意志所做出的分析,是漢尼拔設局引導他抵達的分析成果。這也正是諾蘭的《全面啟動》中的「植入意念」(inception)概念。

對我來說,「說故事」的迷人,遠遠非關觀眾席聆聽著台上誰哼唱出遙遠的傳奇,非關一套情節之撫慰或新鮮事,而是,「說故事」所意味的虛構,正是創造的意圖、創造的過程、創造的結果。

說個故事,把人們包括進來,悄悄雕刻他,悄悄改變此間關係的流向,改變正對著的未來。而我們以為當然的日常,亦可能是,誰發動的情節:他指定給我系列選項,我就以為那是非此即彼的終極抉擇,他試探、實驗地布置給我情境,我就以為是命運的環伺,我只能直面地在這個對峙裡有限地發揮。

如何說一個最好的故事?把我愛的人事物都兜進來,玩耍他們一輩子,激盪還不曾有人見過的花火?

如何擁有穿透命運的眼光?找到他、看到他、揪出那個把我當人偶一般操弄的誰,破解所有的迷宮,重寫形構,消滅幻影,我不再被幽禁在誰的故事。

又或者,慢慢地,我將超越與他人或世界間的虛實絞纏?我啟動一個故事,故事裡只有我。長長的路,我一個人走,看所有的風景,或者不看,記得一切風中呼嘯的聲音,或者不記得。我不再布置情節,漠視降臨給我的遭遇、旋開的天啟。我就只說這樣一個很困難的故事,它關於,我是,我所承認與安心的,完整的我自己。

《追緝聶魯達》最末,探員終究落敗。獵物遠離,比賽結束。他在大雪中,再也走不動,艱難的最後一口氣。最後他說:

「我此生都相信我是佩盧恰努家族的孩子,警界典範家族之子,警察之子;但現在,或許我是聶魯達家的孩子,人民的孩子。或許事實其實是,我的父親身份低微,有張髒污的臉,或許他勉強湊了錢,才能給我母親以在她身上快活一會;或許事實是,我不過是農民的孩子,歷史芸芸眾生中的一員。……但總之,我就要死在白色的雪地上了,不會再有人追捕聶魯達,不會再有人在旅途上陪伴他了……

我不在乎是否是聶魯達塑造了我,不在乎他把我塑造作配角,因為我也同樣塑造了自己,儘管塑造得很拙劣。我為自己捏造了一種生活---孤獨、無愛。但詩人,把我塑造成一個熱烈、張狂的角色,他甚至為我安排了華麗的謝幕---一個警察的死亡。緩慢、冰冷、伴隨著滿地鮮血、音樂、動物、詩篇……。」

「說出我的名字,讓我真正存在過。」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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