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原載於《聯合文學》楊德昌專題)
楊德昌的鏡頭下,是一幀幀的框架,這裡說框架除了指電影中銳利、洗鍊的線條所構成的城市與生活場景,更是指人物所陷入、隸屬的一處四面牆的處境。它可能是學校、公司、公寓大樓、都市生活,可能是某個時代、世代、階級及由此而來的規範與默契,亦可能是某個身份、某種關係,在裡頭被默示的所有規矩,以及,它可能是、當然是,某種日常的運作、某種活著的本身。
隨電影展開,我們將看到人們為此些框架所壓迫、掏空,來到荒蕪的心靈風景。
從《恐怖份子》、《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》、《獨立時代》到《一一》,楊德昌一次又一次地打開我們熟悉又陌生的景況。熟悉在於,這些電影貼近當代生活的內容與節奏;情節在平淡時,即是我們日常的平淡,極端時,是報紙社會版上會出現的那種極端。它們非關過去的懷舊,沒有對未來的眺望,單純是現在、此刻,一個接一個幾乎相同、似乎也將一直這麼下去的此刻,直到有一個毀滅性的事情發生。而這個劇烈的事件,當它到臨,會顯出一種「夢想實現了」的冰冷荒謬感。因為若不是這個,之前那樣的日子永不結束,而那是更恐怖的。
陌生在於,貫穿楊德昌所有作品的,是一種斷然切割開來的冷靜的後設、反思(reflexive)視角。身在持續轉動的生活之中,人們多半順隨地漂流,載浮載沈,每個遭遇都是現成的,發生與不發生任何事從不由我們負責。但楊德昌在這其中提出了反身性觀點,逼迫人物們端正地凝視一切疏離、空洞、平庸、愚蠢與可悲的小惡,他們因此有足夠的清明去感覺生存的荒漠感,可同時,軟弱的、自欺欺人的他們,不曾悍然地起身創造與淬練意義、不曾用力去感受與承擔。他們深刻地感覺到當下,卻無法讓那每個瞬間屬於自己、為自己所掌握,因此無法真正連結上社會、生活、人際關係、時代……,那些各種變形的框架,就此鎖死。
綜合兩者,楊德昌電影中的人們過著和我們極相似的生活,但作者所賦予的反思視角,讓他們陷於遠遠更為窒迫、撕裂性的處境。
楊德昌的電影給人似遠又近的感覺,我們意會到自己內心某處,血淌著,逐漸流乾,冰冷、空乏、挫折,我們由此移情(empathy)、感染地明白電影中的無力感和憤怒;但走出戲院,我們仍以固執的平庸,而毫髮未損。
然而,後來所有的日子裡,儘管仍安全地度過一天又一天,那些日常中以固定頻率到來的溫情和可愛,我們卻再也沒辦法像以前那麼相信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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