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詩是/
從現實分離得越遠/
越能獲得其純粹位置的一種形式/
愛詩的並非詩人/
能讓詩發展的/
才是詩人。」
1.
《日曜日式散步者》以詩的念白與一張張似乎是獨立的影像組構而成。當念白綿密地推展開來，每一張影像之間，卻有著嚴格的隔閡，令得我們無法不疑問：那每一張影像，是如何到來的？是被某個已然完整的世界給遺落下的，還是從巨大空無浮現的生活之此或彼邊的切片？
《日曜日式散步者》或可看為某種詩論，一方面它耙梳了一段歷史，當這段歷史之被遺落在時空之中，它得以真正成為一個獨立的故事；但這並不是說它不在歷史的繩線據有一處確實的位置，而是說，歷史看不見它，可詩看得見歷史。
另一方面，詩無意或無法去耙梳那個它宣稱自己正在耙梳的歷史，我說的不是《日曜日式散步者》作者無法做這件事，而是紀錄片表達了詩的無法做這件事，或說，無法用我們以為尋常的方式去敘述那某段歷史。
《日曜日式散步者》讓詩去到一個似乎與它有關的泛黃所在，它發現了自己的各種在場與缺席，將之陳列開來，詩未曉得那其實顯得不尋常、不合理、或有其他意義，它只是那樣看到了、接受了，遂一五一十展開那個景觀。
每張影像的不連續，非但非有澀或生硬，反而以內在氣息的相通，讓一幅幅圖景的脈絡以一種更深沈、更容許層次與歧路之解讀的方式組織起來。
2.
《日曜日式散步者》給出詩的視角，詩對它在現實中的模樣、現實中其他與它相似事物的模樣，投出迷惑又著意的凝視，那些原本或只是書房或大街一隅的畫面，由此被注入了某種私密的情態。
《日曜日式散步者》顯出詩人與詩的處境，它們俱有份閑淡，但這閑淡卻深植於痛苦的土壤之中，當哲學家以其無盡的辯證，處在明晰、尖銳的生存之難，詩人則擁有撩亂的感觸能力，這讓他們處進壓力沈深、卻同時也只能迷濛如霧的處境—一切自四面八方而來，生存的跨出確實的一步，日子的往新一日展開，是那麼難，難到貌似一種閒散的在地迴游。是為散步。
電影很慢很慢地做推進與展開，那個慢，不只因為敘事的鋪陳節奏，更來自於故事處在的時空，那麼地為一個厚而濃郁、怎樣也撥不散的沈鬱所籠罩。一些寫下的字、將說的話，封凍在不可見的某處；猶有新的懷想與掛念一波波到來，可每一筆都陷入等待。等待的無盡。
30年代日治時期政治氛圍加諸給詩的壓抑許是一個原因，可或者也非只有這麼快、這麼容易被圈界一個標的。《日曜日式散步者》很難得地記錄下某種因不可見而原本極難以被紀錄的，即是詩的糾結。
詩的糾結。那是詩的每一行每一字漶著由不定、由無止的在所有與所有事物間盤桓與權衡斟酌而來的慢與幽深，亦是詩的「扭曲力場」能耐，令時間卡在向度之間，對空間層級的進與出變為多義。
3.
什麼是超現實？講述台灣第一個超現實主義詩社的《日曜日式散步者》以紀錄片中詩的晃遊與觀視展現了這樣的風景：超現實不是之於某處現實的脫出、不是將現實擰為新一形貌、難以辨識，它仍作為一無辜、安靜、自然的事態，必然性那樣地從容開展，已經成立，足以運轉。一切看起來幾乎是尋常的，可似又本質地有什麼不一樣……
詩的現實，不需勾起各斷片的肌理，無論是詩的存在，或詩的宇宙觀，都是如此。比較淺層的原因是，詩在現實的實現，是自沈闇處浮出、匯於某一個點，一段落與另一段落的「關連」發生、成立於更之前，那不是對現實充分細究就可以鉤出的。
比較深層的原因是，一塊落與另一塊落、一切片與另一切片，它們之能為某個軸線或平面給連成連續的風景，意味著，那每一幅實現，無論如何都隸屬、支援給一被構連完成、成立，的正式的這個某個世界；如此一來，它們不再能進駐另一個身世，無論就算還有細節持續宣稱意義、是否有新的流動或清晰，……會是此一世界漂浮的某個未明的什麼，但來不及更動。
……可詩明明，在每一瞬間，都包含了更遠與更多層的時空。這是它們何以儘管要冒著不被編絞進哪裡就可能永不能獲得存在、獲得光色與聲響、如此之風險，也堅持作為一個獨立的段落。
4.
紀錄片中，台南、東京、巴黎……的此與彼處，詩人或穿行或停步，又不展現他們的確然以某一個、完整的形體住在那裡、與事物互動。詩人像一圍游動的氣蘊，或有芬芳、有韻律，但不催生什麼，從來就不要催生某個會阻斷氣流、切割生活的什麼。
在《日曜日式散步者》所攤開的，表面上是與詩為伍的城市中某特定的移動與棲居，但詩終究無法不總是作為一幢潛行。電影中的詩的潛行，不再是一座現成的城的度日，而只是，城被撬開了一處孔洞，有什麼在裡頭活著，有什麼從這一刻起，開始活著。
當城市及其外在的時間與空間穩健地走向某個已待著的遠方，詩揭發了那些執拗地不做移動的，且挽留、攔下了一些原要就此離開的。《日曜日式散步者》似是詩在我與他城的一段歷史，但裝填於這段歲月的種種，其實也是城的被進入、被盤旋、被昧祟環伺（haunted）的秘密身世。
5.
《日曜日式散步者》收了風車詩社的六十餘首詩，可俱未給出處，是因為詩本來就該是一切的存在與遺澤？還是說，這是針對那個被強迫要消音的時代的一個回應或抗議？又或者，這亦是某一種方式，濾得更低限，將詩人整個原本更為龐雜的生命狀態，約束為一種「無法不只是為詩活著」的純淨？
也就是，紀錄片近七十首詩作，除了是詩的本身，也凝縮地投影出詩人的生命之某個隸屬也創造詩的土壤，及其對逢遇之時代互交換或錯過的。
在這樣連自身的「完整」都有一套新的見解與詮釋的同時，詩對政治能有怎樣的說法？紀錄片中有多段演出，重演著那些噤聲的白日夜晚，電影不提出直接的控訴，然而我們不需要一些個有頭尾的故事，才能獲曉、同理詩的處境。
電影中的人們的現身，經常只有與詩最為相關的手；電影中，當響著其中人們絮絮的話語，畫面卻是案上的紙筆、書頁，它們固執地走著自己的路；以及，當生活或事件正上演的時刻，故事總被不客氣地截斷成和詩最貼身相關的部分……。這些都呼應了紀錄片之無疑慮地逕將詩人和出處一概抹去。
作者盡可能地抹消了我們熟悉的、無所不在的「人」，轉而讓詩作為一個絕對的主體，而當我們認同了詩的生命、詩的生存，詩之流動未完、之有呼吸翕動、之有更遠的廣闊，故事中轟然關閉的門，那個環境或時代的某種冷峻、甚或針對性的惡意，於我們就更尖銳，無論「那是什麼」。我們已處進這些詩，正處在的境地、正面對的。
我們或有其他角度去評述該個政治對待帶來的種種，但《日曜日式散步者》以純粹但充滿力量的方式，由詩的生命的綻放與被遏抑，映射出那個對美、對活著，如此恐怖的傲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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